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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論

陳寅恪熱
以史家陳寅恪（1890-1969）為主題的討論和話題自1990年代以來，在神州大陸和港台蔚為一股「陳寅恪熱」。就近現代史學史乃至思想史發展而言，如何看待此一現象，以及如何為陳寅恪定位，皆屬不可迴避的課題。從正面看，「陳寅恪熱」的出現，既有大環境變遷的外部因素，也反映出學術研究轉向的具體關懷。特別是在知識分子圈，自擺脫意識形態的教條和思維上的制式反應後，若能找出一位既能承接傳統而又具備新學且能取法的對象，非僅是一種期待；最重要的或更在經歷文化大革命的老一輩知識分子，已遭極左思潮和鬥爭摧殘殆盡，人文社群缺乏一個可以共享並形成共識話語的典範，陳寅恪強調學術獨立和自由思想，正符合了此一期待。

一個可以理解的視角是學者從意識形態領域轉向後的抉擇。雖然在政治改革方面未見根本性的調整，且不時因路線之爭，上層權力結構出現向後轉的傾向；但轉向市場經濟，則已從社會各個層面湧現巨大變化和動力，莫之能禦；各個領域的知識分子或從事意識形態除魅，或通過學術批判重建學術倫理及規範，且社會所能供給的力道逐漸增強，人文學術和研究同步出現了上層理論替代和典型轉移的需求，應是往下數十年大陸知識分子長期奮鬥的目標。史學界尋求史家典型的重塑，正是此上層理論崩潰後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一個顯例。

陳寅恪長期和現實政治的疏離，以及堅持不接受意識形態以及理論先行的研究取向，對文革後崛起的知識分子自然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和對照意義，這不僅是因為陳寅恪的史學成就，更在陳寅恪的思想、人格和學者風範。以史家周一良（1913-2001）為例，在其生前最後一段歲月，不論寫回憶文章或參加追念陳寅恪的學術聚會，由淺而深，一再公開作出反省，最後和盤托出當初批判老師的情況，以為請罪。這就是學術社群轉型之際具有正面意義的具體寫照，轉型正義的自我實踐。不僅是除魅和尋求典範，也更是傳統正面價值觀念的再確認和再肯定。

就當代史學史而言，身為史家的陳寅恪，自屬不能忽視，且當給予高度重視，本書即係從此一大背景及思想面探索陳寅恪的內在思想的運作思維。由於典範匱乏，陳寅恪難免被形塑成高不可攀的巨大形象，這是一種放大和扭曲，有必要「以陳還陳」，面對「陳寅恪熱」，這或許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應是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的一個基本的堅持。本書作此嘗試，追索陳寅恪的思維運作，不過是其中一小步而已。

史家余英時（1930-）於上個世紀末為陸鍵東（1960-）《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九九五年）一書出版後造成的全面性轟動說：「最近三四年來，中國大陸忽然掀起了一股『陳寅恪熱』。《吳宓與陳寅恪》（吳學昭（1929-）著，一九九二年）、《陳寅恪詩集》（陳流求（1929-）、陳美延（1937-）合編，一九九三年）都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印行的。這兩部書提供了不少新的資料。大陸學術界自一九八九年以來常有大、小規模的討論會，探究陳寅恪的文化觀念和史學成就。報刊雜誌有關陳寅恪的文章更是不計其數。通過陳寅恪的研究，大陸學者似乎在認真地重新思考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世界的定位問題，其意義是深遠而重大的。」三聯書店版由陳寅恪女兒陳美延主編的《陳寅恪集》，其中最早推出，也是最難閱讀的《柳如是（1618？-1664）別傳》，初版一萬冊，甫出即再加印一萬冊，在非小說書類中實屬罕見。再以汪榮祖（1940-）的《史家陳寅恪傳》為例，二００五年三月發行的北京大學出版社新版已售出一萬冊以上，這是另一例。